昨晚去北京火车站的路上，司机师傅也聊起了南方的这次大规模灾害天气，我就顺便讲起了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司机师傅说：“咳，您说咱人类，这费了半天劲，还不就是刨了个坑把自个儿埋了！”

太 阳渐渐升起，把车窗外的积雪染上了淡淡的粉色，第一次看到这么有童话色彩的江南。我却很不浪漫地开始想“灾难”这个词，就有一个很可怕的想法，有没有可 能，我们的所谓“灾”，从未来回过来，只是一个“警告”而已？ 实际上这个想法还是司机师傅提示我的。他说，您看，现在什么灾没有啊，98年的水灾，03年的非典，今年的雪灾，哦，还连着股灾。我脑子马上反映出的是以 色列人出埃及时候的“十灾”，其实每一个灾难，都只是上帝给的警告，只是法老的心刚硬，毫不理会，灾难就越来越重，直到自己的军队在红海被彻底摧毁。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今天的雪灾，和近年来在全球各地发生的气候异常，或者说极端天气事件也是下次更严重的灾难的警告，IPCC的报告也已经把这几十年来的警告转换成了人类的语言。我们的脑袋，是否要像法老一样刚硬？

其 实，我们国家所受到的警告，远远多于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的事，在有些国家可能就是能上报纸头条的生态浩劫。昨晚临睡前看了一点《南方 都市报》做的一个动态电子文档《中国水危机》，翻了不到五页，为了睡个安稳觉，我就不看了，我怕我会做噩梦。海纳百川，百川携污，焉得净海，哪有鱼虾，如 何安生，谈何发展？！

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丰富多彩的警告中，而我们却常常无视这些戏剧性的事 件，仿佛戏剧性的事件只存在于历史中。但是，历史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对当时当地的人来说，可不就是身边发生的事情么？而面对自然界无数次的警告，我们的反 应仍然如此迟钝，到底是因为眼瞎耳聋，木鱼脑袋，还是铁石心肠呢？

《让人不爽的真相》里面， 戈尔说，我们对突然出现的威胁，能作出很快的反应，然而对于将来会出现而与现在有关联的问题，我们很难把这些关联点联系起来思考，即使知道真的是很严重的 问题，我们也很可能不能立刻做出适当的回应。我想到的是，人们对所能见到的威胁，还是能作出比较及时的反应，但是对于那些我们看不见的真正敌人：我们盲目 发展的冲动，我们无限扩大物质性消费的欲望，我们自己道德的问题，品格的缺点等等，我们都不容易认识到，甚至认识到了也当作没有认识到，更别说做出合适的 反应了。

快到无锡了，提醒了我去年还有一次eye catching的“藻灾”，也许只有这种损害到一大群人的基本生活，并且源头明显的灾害，才能获得人们（也许还是要是当地人）足够的注意，并设法从源头 去解决。但是这次“雪灾”呢？ 它的源头是什么呢？国家气象局的专家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异常天气都是气候变化直接造成的，但是都必须放到气候变化的大背景里面来讨论。就是说，或 多或少，都会跟气候变化有点关系。再对气候变化寻根溯源，其实就是全球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你我目前每天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我 想，这场雪灾给我们的问题，和那位印尼气候谈判代表团团长给我们的问题是一样的：“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我知道经济需要发展， 生活水平需要提高，目前来看一定需要增加碳排放，但是，总不能让你无限增长下去吧？所以, 到底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减少呢？一定要等有了小汽车，住上了大房子，超英赶美以后么？

…春节将至，照理不应该杞人忧天，想这些个倒霉的事儿。无奈这场雪灾已经不合时宜地降临，希望这个警告能传递到决策者的大脑中，而让他们，成为今年春节仅有的茶饭不香，辗转反侧睡不好觉的人吧。

陈冀俍

    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为了适应恶劣天气，中国不得不紧急把煤炭的开采和使用放在救灾的中心位置。采煤、煤电、石油成为关键。大量使用煤炭和石油正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障碍。应对灾害采取的措施为以后可能更大的灾害作了铺垫。在气候变化领域，这种情况被描述为气候变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滚雪球效应。

   考虑到这些，我们不能不对气候变化与中国的话题前景感到忧虑。

这个标题好像有违常识，自行车不需要消耗燃料，“骑行北京”——更多的人骑自行车出门好像必然是可以减排的。

但是，就北京的实际情况看，“骑行北京”也许不仅不能减排，反而有可能增加污染。一方面，“骑行北 京”或许可以减少路上跑的机动车，这有助于减排；另一方面，北京的机动车流缓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行车流，机动车在慢速行驶时每公里油耗大幅上升，这 意味着跑同样的路程要排放更多。

一面的影响是减少，另一面是增加，一负一正，是减少得多还是增加得多，需要有更多实测数据经计算后才知道。“骑行北京”到底是不是能减排，答案并非显而易见。

我们也许高估了自行车对汽车的替代作用，尤其是在北京。

北京一年里总有一些日子天气特别恶劣，一年365天都骑车出门，有的人能做到，大多数人做不到。而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骑车出行，天气不好的时候改坐 公交车，自行车并没有成为公交车的完全替代，这种不完全替代势必造成公交车客流量的大幅度波动，给公交系统的运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公交系统必须有能力应对全年最高峰的客流量，这通常是在天气最恶劣的几天骑车人改乘公车了，而平时大家都骑车的话，公车要么选择在路上空跑，要么选 择把几趟车合并为一趟跑，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人们在路上骑车的同时，公交车在路上空跑，这对减排没有意义，公交车多带一些乘客增加不了多少油 耗。而如果发车时间间隔太长的话，就大大降低了乘公车出行的便利性，逼着人们开私家车。

此外，大家平时都骑车了，公交的收入就少了，也就更缺钱去进一步改善公交服务。虽然北京的公交系统有赖于财政补贴，但是公交的运营收入还是越高越好，加上定额的财政补贴后，可以做更多的事。

我一直很赞成骑自行车的一些好处，比如，现代的都市人缺乏锻炼，骑自行车可以作为一种锻炼方式。但在北京污浊的空气中，骑车锻炼是否有益身体健康越来越成为件不一定的事。

缪国斌 自然之友会员

    塑料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最普通的一样东西，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也同时在丢弃它。虽然每个人每天消耗的塑料袋可能显得不多、不起眼，但是，正如我们可能 感受不到吃饭所带来的巨大开销一样，人一辈子消耗的塑料袋，如果认真算起来可能也是惊人的。然而，与住房和吃饭消费所不同的是，塑料袋消费并不是我们生活 的必需，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它；更不同的是，这个消耗了大量资源且会带来白色污染的造物基本上还是一个免费的东西（对于消费者来说）。

    最近北京地球村发起的“减少塑料袋行动”呼吁人们从自己做起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许多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情相信更多的人都可以做到。我在 最近一年的时间中，通过简单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也大大地减少了塑料袋的消耗，再此愿意与大家分享成功的经验与喜悦，并相互鼓励。

    随父母工作调动，我在1987年就从内地来到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珠海生活。与许多新鲜事物的出现一样，那里也是开塑料袋使用之风气的地方。年少的 我从那时开始知道了“胶袋”（广东话中的塑料袋），走到哪要个胶袋成为了生活的平常。这样的平常习惯一下就“保持”了十多年。在经历了正规教育和社会的影 响后，内心当中时常会有个声音告诉我“少用些塑料袋”，但一念之差的事情往往并不容易改变，直到自己成为一名环境保护的工作者。

    从去年开始，我逐渐养成了到哪都带个布袋子的习惯。由于自己出门常常会背一个双肩包，所以便在包里一直放一个布袋，这样就保证了在自己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仍然不需要索要（接受）塑料袋。虽然生活当中仍有时候会用到塑料袋，但我对自己的改变是满意的。更让人高兴的是我还能够影响周围的人。楼下的小卖铺是我常 常买菜的地方，为客人把菜装到塑料袋里，是老板的习惯，可以证明她的慷慨，在有些人看来也是她的“义务”。开始的时候，她当然会对我的做法感到一丝诧异； 再过一些时候，当我提醒她我不要塑料袋的时候，她会懊恼地拍自己的脑袋说，“这记性！我怎么又忘了！”；到如今，她已经不会主动给我塑料袋了。不光她养成 了习惯，她儿子也养成了不给我塑料袋的习惯。这样的互动，拉进了我和小卖铺的距离，虽然一个塑料袋看似不值一文，但老板还是感谢我帮她省了钱，而我当然也 会跟她说，垃圾袋造成的污染很严重。

    从自己的“不要”到别人的“不给”，我证明了自己能够改变。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我只证明了一个环保工作者可以改变，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职业的相关性 仅仅是一个契机，况且很多环保工作者还做不到这样。但恰恰是契机最为重要，对我来说是开始从事环保工作，对别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别的。或许，地球村发起的 “减少塑料袋联盟”，凭借参与者扎扎实实的倡导工作，可能就是许多人将会改变的契机。

    当然，人人具有少用塑料袋的可能并不代表环境保护事业的成功依靠的是个人的觉悟或志愿行为。相反，更多的人能够少用塑料袋恰恰证明推行塑料袋收费制度（或 者其他的办法），用经济杠杆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是可行的，是可以被人们所接受的。另外，从我个人在小卖铺中的经历来看，还有一点点小的感受：到大超市去买 东西，可能我永远（希望不会如此）都需要跟收银员说我不要塑料袋，因为，在她们的眼里我永远都仅仅是一个不带有个性的“消费者”，而在楼下老板的眼里，我 是一个住在对面楼的可辨认的邻居。尽管她卖的都西可能会比大超市大仓储里的贵，但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在标准化和数字化的大房子里找不到的一些东西。

                                                                        毛达                                                                             

说到底，气候问题就是一个效率问题，一个公平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仅此而已。什么是效率呢？套用我们老毛的话，就是多，快，好，省的解决气候问题。大家都说，气候问题很复杂，很紧迫，其实不然。只要从即刻起，美国人扔掉汽车，中国人关掉工厂，印尼人停止砍树，整个世界清净了。就这么简单，而且立竿见影。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却这么难搞定呢？这就要不得不提那个公平问题了。

说到公平，咱们的老谋子有他深刻的认识，“一个都不能少”！对，不仅是权利不能少，义务也少不得。尤其是像温室气体这种所谓的全球性公共资源，即便是那个传说中无所不能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今次也是无能为力了。为了这个公平问题，政治家们，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像中国，印度，可以说是在谈判桌上吵破了头。不过，科学家们，却是用一种更柔和的，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支援这场论战。具体的，就是提供解决公平问题的模型。这边我就简单介绍一个由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和生态公平联手新近推出的气候发展权模型（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直译为温室发展权），一个兼顾国家发展权以及气候责任的模型。

这个模型中主要通过一个责任能力指数（RCI, Responsibility and Capacity Indicator）来反映国家的气候发展权，而这个指数又是主要取决于责任指数（R, Responsibility）和能力指数（C, Capacity）。所谓的责任指数，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历史累积排放量，即，历史排放越多，应该承担的气候责任越大，相应的责任指数就越高。主要遵循“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而能力指数则主要以经济承担能力，即人均GDP为主要指标。人均GDP越少，就意味着承担气候责任的能力越小。

很喜欢学术“超男”郎咸平的口头禅，“要用数据说话。”好，咱们也不妨看几组。

总得来说，这是个相对客观的气候发展模型，不过，它真的做到了公平吗？至少，我还有两个疑问：其一，这边的历史累积排放量取的是1990 – 2005。第一次工业革命似乎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启动，并且对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笔帐得由谁来买单呢？其二，中国之所以背上了这么沉重的减排债务，很大原因上归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耗费国内宝贵的资源（虽然石油是国外进口，不过其消耗的政治资源价值，决不小于石油本身价值），负上温室气体大户的恶名，但大多数这些工业产品的终极消费者确未必是中国人。多么讽刺啊，难道这又公平吗？（不好意思，冲动了。。）

以上，关于气候发展权的问题，坦率的说，我还是更多的立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漂亮话是说够了，也是时候关起门来，说几句良心话了。

很多报道上说，中国可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温室老大。那是给中国面子（老外也学乖了，晓得中国人爱面子），温室老大这个帽子，中国是戴定了，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戴，而是戴多久。让我们环顾四周，看看还有多少人在等着跟咱们竞争这顶帽子。

现任老大，美国，当然是最强的竞争者。不过，看看咱们的布什大伯，最近在中东瞎逛悠的情况，明眼人都知道，美国要变天了。不论是民主党的希mm，还是黑大哥，抑或是共和党的××上台，美国气候政策肯定会变，问题就是变多少了。以前，中国老拿美国说事儿，那是当然了，大树底下好乘凉嘛。不过2009＋，难说咯！

小兄弟，印度，潜力股。不论是地皮，还是人口，或是经济发展速度，邻居的印度象，绝对跟咱们这条中国龙有的一拼，称其为潜力股，应该没什么疑问。不过，说到温室老大这顶帽子，至少短期内，他还不配。上面提到的数据已经不难看出，印度责任能力指数远低于中国。而且，若从发展的眼光看，他似乎也难以超越中国。首先，人家的发展模式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一个是世界办公室，一个是世界工厂，想跟中国拼温室气体排放，门儿都没有。另外，隐性的，确是更深远的，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 印度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奥罗宾多，就是提倡超意识主义，物质虚幻。至于老爹甘地的“维持贫困，尊重自然”更是深植印度人的心中。可以说，印度人更适应低碳生活吧（其实，中国古代也不乏相应的精神诉求，例如老子的无为，庄子的自然，不过，现在还剩多少，却是难说了）。

快乐小国，不丹。当然，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国度，绝对无法与他庞大的邻居角力，不论是温室气体排放，或是其他。不过在这边提到他，是考虑到从他身上，对于调整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大赛中的“竞争力”，甚至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似乎都可以有所借鉴。一个人均国民所得仅4457美元（中国7722美元，200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其医疗（12%）和教育（18％）却占国家财政支出的三成（中国，医疗3.3％，教育11.8％，2006，新浪网），99％留学生学成后选择归国（中国仅1/4，2008，新华网），享受着97％的快乐度，全球快乐指数排名第8（中国排名82，2006，世界快乐地图，商业周刊）。如此差异，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当下国家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放眼中国周边，甚至全球，的确有很多地方，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呵呵。

小裘

在西方 NGO对外的新闻发言之中，谈判未能出现任何实质性的数字和结果，"依然失望"。十多年的谈判对他们的期望来说，迈的步伐依然很小，除了世界的排放量在增长，以及气候变化带了的灾难。可以理解， NGO依然是激进的属性， NGO还是坚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他们期望这次并非是"过程"的开始，而是应该表达一个"结果"。一天美国政府（也包括了加拿大和日本）还在推"自愿减排"和"等待排放大国行动"， NGO们就还不可能松气。话说回来，他们也兴奋过，是因为发展中国家首次面对那些"狡猾"的发达国家团体"刚健"（成都小年轻们的语言）起来。对于路线图的文本定稿之中，如果没有印度在最后那句坚持的提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责任的分配上不可能是"公平地妥协"。

在商业组织看来，巴厘递交的信号还不足以影响近期的市场价格，巴厘成功与否对碳市场都无"关键性"的推动。巴厘谈判给市场传递了长期的信号——给碳定价已经形成了共识， 2012年之后以及未来的时间内，保证了市场的存在——无论是强制性市场或是自愿性市场。给新能源技术的投资，以及更广泛的金融机构的参与提供了信心。气候谈判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才是主导，因此商业机构长期的游说已经逐渐将国际和国内气候政策朝利于他们的方向偏向。 Stern在巴厘会议之前说，假如发达国家承认了 20%的减排目标，那么在碳交易市场的价值将达到每年 2400亿到 4500亿欧元。

大于大众来说，巴厘气候谈判吸引了有史以来最多人的关注，也可以说，最后这份巴厘答卷也是在公众力量推动下形成的。有一位小国代表说，巴厘的结果完全可以通过邮件就能达成，而不需要耗时耗力地把逾 2万人送到休闲之地来讨论。如果只是邮件的话，最后延迟那日的全会大厅里面，不可能听见嘘声和掌声——公众参与的影响挽救了气候谈判朝不至于完全失败的局面走。戈尔在演讲中说了类似的意思，气候世界的战争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在 2008年之中，可以预见更加广泛的公民社会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交流和行动。

回想 12月13 日晚上在巴厘，很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周五——预定的谈判结束日会出现如何"路线图"，结果是延期。所幸还是有结果。那么未来两年呢？很有可能新的协议还是在哥本哈根那最后几个小时才会出现，而对所有规则的解读还可能花上更多的时间。

巴厘会议的热潮已经渐渐平息，不管巴厘谈判的历史意义有多大，没有反映在实际行动上，还是不能 Party庆祝。世界经济论坛即将开幕，还记得去年就是 Davos上面的讨论将气候变化从政治界纳入大范围的商界，今年的热点主题仍然会有气候变化，拭目以待商业人士们如何行动。